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趙燕菁
這場突襲而來的暴雨給中國城市規劃敲響了一次警鐘。
2021年7月17日以來，河南鄭州突降暴雨，3天降雨總量高達617.1毫米。鄭州及周邊多地基礎設施停擺、人員被困、車輛房屋被淹，各方力量緊急投入救援之中。
洪水尚未消退，外界感到擔憂的同時也對鄭州城市規劃產生了質疑，特別是鄭州投資數百億元打造的“海綿城市”到底有沒有起到“抗洪防澇”作用？同時，人們也在反思，鄭州洪災所帶來的深刻教訓是否意味著中國城市規劃必須要提高到更高標準上。
這些問題到底怎么看？中國城市規劃應該走向何方？為此，中國房地產報記者約訪了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趙燕菁。
趙燕菁是著名學者，做過官員，此前曾擔任廈門市規劃局局長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具有十分豐富的實操經驗和扎實的理論功底。他觀察事物細膩，敢于講真話，關于“土地財政”的論述至今仍被外界津津樂道。
面對中原大地泛濫的洪災，趙燕菁感到痛心，為同胞憂心，也為城市規劃前途擔憂。他說，災難來臨時規劃師們才發現自己做得遠遠不夠?，F在很多人推崇國外的城市規劃方案，但我國有十分獨特的氣候特征，城市規劃絕不能完全參照國外經驗。
趙燕菁還說，中國不是沒有好的抗洪防澇經驗，但這些經驗始終得不到總結與推廣，對于高成本基礎設施盲目迷信限制了適用中國環境的工程技術方案創新。
他提醒到，面對災難正確的態度是：“面向未來，從失敗中學習。城市規劃要從教科書里走出來，發現、總結古今中外防災理念和實踐，創造出一套適應中國社會特點的防災規劃。”
不要照搬國外抗洪防澇經驗
特大暴雨突襲鄭州，在這座超千萬人口城市中，數以萬計的人們正在遭遇巨大困難。對他們來說，洪水淹沒的不僅是鋼筋混凝土，是賴以生存的家園。
天災面前，作為規劃師的趙燕菁為鄭州及周邊地區受災同胞感到痛心。他說：“作為一個面向未的學科，城市規劃一直在為各種突發事件做準備，但當這一天真得到來時，規劃師們才發現自己做得遠遠不夠。”
做過官員，又是學者的趙燕菁在反復思索，他要找到抗洪防澇工作的癥結所在。
單就鄭州而言，因水災原因，外界有不少聲音質疑鄭州的海綿城市建設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原因是過去幾年鄭州海綿城市試點范圍達到了約23.6%，投入資金數百億元。
趙燕菁對這個說法并不認同，他說很多人指責“海綿城市”徒有其表，其實“海綿”這一比喻就已經說明它根本不是為了超常災害準備的。超常災害之所以超“常”，就是因為這類災害都是小概率事件，為預防小概率事件所做的投入（包括建設和維護）是極其巨大的。城市規劃必須在預防災害的成本和防護對象的價值間做痛苦選擇；防護的標準也只能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具體到抗洪防澇，中國氣候特征使得城市規劃面對困難尤其巨大。相對于大部分歐美國家，中國降水量并不是特別大，但卻特別集中，具有短歷時、高強度特征。
例如，7月14日至15日德國科隆地區24小時降水量僅為154毫米，就被德國總理默克爾形容為“沒有一個德語詞可以形容”的災難級別的大洪水。鄭州7月17日20時至20日20時，3天降雨總量高達617.1毫米，其中19日20時至20日20時單日降量達552.5毫米，小時降水量更是高達201.9毫米，超過科隆單日降水峰值154毫米。單日降水量和小時降水均已突破自1951年鄭州建站以來60年歷史紀錄。
長期實踐使趙燕菁意識到，這些解決方案和技術標準很難應對中國“短歷時、強降雨”氣候特征，按照“國際”標準規劃的“海綿城市”早已一次次被極端降雨擊穿。
“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城市氣象特征決定了我國不能照搬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現成的經驗，我們必須發展適合中國特點的抗洪防澇解決方案。這些方案不會來自書本、來自理論，是來自中國本土的廣泛實踐。”趙燕菁直言。
有好經驗，但轉化推廣難
既然不能學外國，那就只能在自身上尋找突破口，學習那些經過實踐證明方向是對的設計方案。在趙燕菁心中，1991年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完成的廈門海滄新區規劃是符合這項要求的。
該規劃從一開始就引入“海綿城市”概念，創造性地解決了高潮差地城市防洪排澇問題。即在海滄新城中心保留了一個兼具景觀和調蓄功能的內湖，利用廈門半日潮的落差——高潮位吸納雨水、低潮位釋放雨水——吞吐暴雨形成徑流。同其他國家通過巨大地下工程消納超標雨水相比，內湖方案通過景觀功能帶動周邊土地升值，將超標“海綿”維護的巨大成本結合到公園綠化中，巧妙地解決了小概率防災工程建設、運營成本巨大的難題。
趙燕菁說，2016年“莫蘭蒂”臺風突襲廈門，使海滄成為國內少有的被真正“實戰檢驗”過的“海綿城市”實踐。但問題是類似海滄這樣的適合“短歷時、強降雨”的實踐并沒有轉化為中國“海綿城市”規劃的規范和標準。
趙燕菁認為，缺乏實踐檢驗的問題同樣也反映在城市基礎設施技術路線的選擇上。比如，這次鄭州地鐵就暴露出城市大運量軌道交通在災害面前的脆弱性。
他同樣以自己長期工作過的廈門為例。廈門這樣的沿海城市平時地下水位就較高，很多隧道工程均面臨持續性抽水問題，這對電力可靠性提出了非常高要求。為此，廈門曾提出一個獨步全球的高架BRT系統（快速公交系統），對人工排水、照明、通風依賴很低，由于地面施工，無須專門車輛，造價低、建設快、運維省，即使在今天，廈門BRT系統仍承擔著比地鐵更大的運量。同樣，高架BRT系統在包括”莫蘭蒂“臺風在內的極端洪澇災害面前展現出強大韌性。
“但這一能抵抗高環境沖擊力的大運量系統，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認真總結和推廣。”趙燕菁遺憾地說，對高成本基礎設施的盲目迷信，限制了適用中國環境的工程技術方案創新。
廈門高架BRT系統經受住極端洪澇災害的考驗，但始終沒有得到總結與推廣。
過往豐富的實踐與觀察，加上突降天災的沖擊，使趙燕菁將眼光放得更加長遠。他說，中國地域遼闊，適用于廈門的解決方案未必適用于鄭州這樣的北方地區。中國有著悠久的建城歷史，我們祖先的防災理念往往被當今城市規劃所輕視，比如像鄭州這樣沒有地形可以利用的地區如何防洪，在黃河頻繁肆虐的中下游地區就有著廣泛的實踐。
趙燕菁還說：“現在很多人把城墻視作單純的防御系統，其實在平原地區，城墻乃是防洪系統的關鍵要素。白洋淀地區歷史上就是蓄洪區，我們在雄安提出將城墻和里坊引入規劃，就是借鑒古代智慧提高城市應對災害的一個嘗試。”
對于當下，趙燕菁顯得無比清醒。他說：“很多人因為此次鄭州洪災質疑‘海綿’規劃沒有用，也有人用鄭州降雨超標為‘海綿’失靈辯護，正確的態度應當是面向未來，從失敗中學習。城市規劃要從教科書里走出來，發現、總結古今中外的防災理念和實踐，創造出一套適應中國本地特點的防災規劃。”
